“中國擁有其他國家和地區難以比擬的完備產業鏈,是外貿企業的強大后臺支撐。”深圳前海維度新科有限公司總經理如是說。他的企業從事納米玻璃觸控技術與高端硬件制造產業。
近期,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調整企業所得稅、降低制造業成本、引導企業回歸的政策引發全球經濟體的高度關注。但是,許多制造業內人士都認同,即使面臨西方重振制造業的壓力,由于產業鏈、市場等因素,制造業劇烈回流美國的現象很難出現。
特朗普吸引制造業“回家吃飯”的減稅政策一旦“靴子落地”,也許有可能引發“全球減稅競賽”,但暫不會引發企業“回歸潮”。因為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稅收已不再是吸引企業投資的決定性因素。中國可以從繼續優化營商環境、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降低企業綜合成本等方面加以應對,為實體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一、“特朗普減稅”如何產生虹吸效應?
為增加美國就業崗位,吸引制造業回歸,美國候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稱,將大幅降低企業所得稅,將現行所得稅從35%降至15%。除此之外,還將跨國公司海外收入的稅率降為8.75%,促使大量海外資金回流美國;將工廠遷往他國的美企將面臨35%的進口關稅,從而提高企業離開美國的財務成本。
其實,通過降低企業所得稅的方式吸引海外投資、刺激國內經濟活力是各國普遍的做法。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所副所長倪峰的觀點是,假設減免稅收政策真的成立,大幅度的減稅有可能會吸引美國很多出于避稅目的出走的企業回歸本土。
青睞美國減稅政策而做出遷移的主要集中在某些行業,比如基建、鋼鐵、石油、化工等。而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企業等則持觀望狀態。資金流向監測機構EPFR的數據也顯示和特朗普政策相關行業的股票以及基金有大量資金流入,基建類股票呈上漲趨勢。普遍看法是,對于稅收比較敏感的企業,可能會在稅率降低后回到美國投資。
在大連海事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斌看來,減稅政策對中國的影響需多方面考慮。“因為美國可能引流回國的制造業大部分集中于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例如飛機、汽車、半導體等,這一部門主要分布在歐洲和日本。而中國目前和美國想引流回去的產業存在交叉,相對而言是以消費品為主,這一部分美國在成本上沒有優勢,回歸可能性不大。”
佛山卡蛙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作為一家做研發設計加工于一體的公司,其外銷總監就認為,“我們感覺受到的影響比較小。首先,我們的核心競爭力是我們的設計能力和差異化,這個即使跟美國的同行比我們也不輸的。其次,整個環境來說,國際化分工這么久,也不是單靠特朗普調整稅收就能馬上改變的。”
二、中國手中有哪些牌?
制造業成本的動態變化一定程度上將促使企業重新評估、選取制造業基地,從而導致全球經濟發生遷移。這意味著,制造業企業會多重考量,重新調整布局。而中國較低的成本、龐大的技術工人群、便捷的加工、運輸、銷售這一完整產業鏈以及其他因素,使得中國在制造業全球布局調整中握有更多的底牌。
從內部因素來考慮:
第一、人力成本仍然是影響制造業回歸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中國龐大的技工群體是美國所不具有的。
廣東麥斯卡體育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做體育用品和運動服裝的公司,其負責人就介紹說,“目前美國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習慣,美國人很難再去當工人,制造業的迅速回歸不可能。且美國目前人力成本相當高,就像newbalance(新百倫)鞋子,美國制造要比中國制造貴一倍左右,這在批量生產中完全沒有價格優勢。”
第二、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經過幾十年積累,中國的機械水平和工藝水平已經和美國差距越來越小。而且,數量龐大的高水平勞動力也是極具競爭力的一個方面。
東莞市瑞泰紡織有限公司負責人結合自身經驗認為,在中國相對有優勢的行業中,經過幾十年的積累,機械化水平不會比美國低。“在紡織等機械水平差不多的情況下,中國勞動力的衣服裁剪等工藝技術水平和已經轉移這類產業幾十年的美國相比而言更有優勢。而且,在紡織原材料成本上美國也沒有優勢。”
珠海三川工業自動化設備有限公司總經理就強調,尤其是一些精密零部件的制造和數控機床生產線的操作,需要一定的技術水平。而高水平工人群體的培養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也是相關制造業企業布局的戰略因素。
第三、很多制造業的回歸要從零開始,從經驗設備技術基礎搭建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短期內我國不會受到太大產業抽離的影響。社科院美國所副所長倪峰說:“稅收減免政策達到言行合一還是有一定距離的。而在華設廠企業也會衡量員工、廠房以及生產設備等的投入和獲利以及稅收是否可以彌補等等的問題,所以制造業回歸本質上還是要看企業。是否有必要或者何時遷移要從綜合收益角度衡量。”
從外部環境來考慮,中國制造完整便捷的產業鏈、銷售鏈“比較優勢”明顯。
國際分工和區域產業鏈的秩序不會被特朗普的稅收政策突然打破平衡。尤其是大型跨國公司,其背后涉及的配套供應鏈和綜合成本不是所得稅下調可以彌補的。
此外,對于企業來說,決定是否投資需要綜合考慮外匯管制、金融、市場體系勞動力、宗教文化等因素。很多企業家都告訴筆者,企業選擇將制造廠或代工廠設立在中國并非只因其廉價的勞動力,它依賴的更是產業鏈、銷售鏈中多項業務大致在同一地區開展進行。
在美國重新建廠可謂不容易也不經濟。如果要制造業回歸美國的話,特朗普需要搬回去的是整個產業鏈,而不是單獨的公司,需要太多人的協作和前期投入,僅僅稅收是不可能實現的。
三、如何為實體經濟“保駕護航”?
成本競爭力的變化對全球運營的制造企業戰略布局影響巨大。我國可以做的很多,把握機遇,提高勞動生產率,進一步減稅降費,優化營商環境,發展壯大實體經濟。
首先要進一步提高生產率。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發達國家巨大的工資差距在縮小,人口紅利也在消失。提高勞動生產率成為獲得全球制造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進一步提高產業自動化水平,加強相關機械化的創新研發,真正實現“中國智造”很關鍵。
其次要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相關監管部門和政策制定者應該立足于服務企業,與企業保持溝通,減少企業經營困難并給予軟、硬件的配套建設。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所所長李健說,制造業的產業鏈條一旦產生,就不可能輕易轉移。低端制造業對稅收、人力成本的敏感度比較高,但配合高端制造的產業鏈不可能輕易轉移,只要我國妥善應對,不斷打造更好的營商環境,完全有能力應對西方的“復興制造業”潮流。
再次是進一步降稅減費,尤其要大力清理“亂費”。廣東稅務系統一位資深人士曾經告訴筆者,美國在中國企業大多是大型企業,不少是高新技術企業,稅率已維持在15%左右,即使美國減稅,這些企業馬上撤回去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國政府部門高效的服務能力和不斷提升的營商環境,正吸引海內外企業踴躍前來投資。”
一些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走訪珠三角地區的企業看到的情況是,國家法定征收的稅收負擔是企業可以承受的,企業煩的是那些潛藏在各種法定稅收背后的“亂費”。比如征收了多年的堤圍防護費、仍舊在收的工會費、殘疾就業保障金等,名目繁多,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負擔。是不是可以進一步降低費用,讓企業輕裝上陣。
此外,劉斌還認為,特朗普減稅政策其實是把雙刃劍。 “如果減稅政策真的靴子落地,美國制造業抽離的同時會為中國市場空出很大空間。在中國制造業水平幾十年積累的基礎上,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增強自身實力,布局更多國內的市場,擴大內需,增強內生動力。”